但是，还存在另一种类型的、被人们忽视的行为理由类型。
这些善是内在的、不证自明的。这三个特点是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重要区别。
之所以出现上述奇怪的悖论，是因为沃尔夫的自主概念，包含了两种不同意义的自主。第一，国民的合法性信念可能是错的，也就是说，政府虽然自己主张权威，或被其国民当作合法权威，但它并没有进行统治的道德权利。这一主张给菲尼斯的理论造成了重要困难：在哪些情形下，由一种推理模式向另一种推理模式转变才是合法的？如果菲尼斯不能给出具体的、确定性的说明，而是将该问题留给个人判断，他所谓的服从法律的一般性道德义务就是高度不确定的、依赖于个人的道德判断和对法律内容的判断，这实际上就否定了义务的一般性和法律作为排他性理由的性质，反而接近拉兹的观点。在这种情形下，虽然人们做了法律所要求之事，但这是因为人们有去做道德上正当的事的道德义务，而不是因为法律的规定。某个人不能从某一法律规范获利，但他会从其他规范中获益。
首先，既然权威已经考虑各种依赖性理由并做出了更好的理由平衡，个人就不需要再进行二次平衡。本文的观点是，如果我们承认社会是价值多元的、各种价值是社会依赖的，彼此之间相互竞争又不可通约，工具主义和菲尼斯诉诸客观价值的权威理论就难以成立。如果要构造出一个为所有人都接受的法概念，就必须将法概念与具体的价值判断相脱离。
这里存在三种可能：第一种情形中，制定法提出了关于平等与人权的宣称，但却规定了一系列的直接或间接的具体措施，事实上限制甚至取消了平等或人权。为什么如此？在阐述不能容忍公式的同一段落的开首处，拉德布鲁赫这样写道：任何实在法，若不考虑其内容，自身均拥有一种价值：有制定法总是还好过于没有制定法，因为它至少还产生了法的安定性……法的安定性是任何实在法由于其实在性而拥有的特性，它在合目的性与正义之间占有颇受瞩目的居中地位：它一方面是为公共福社所要求的，另一方面也为正义所要求。因此，拉德布鲁赫给法下定义时并不是要将法理解为一种纯客观的存在者，它只具有先验认识论的性格。在他的理论中，法的概念与效力毋宁是部分叠合的，而叠合之处实际上已在前文中或多或少地阐明了，那就是拉氏哲学的核心范畴法理念或法价值。
法律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任务都在于认识，就这一点而言两者并无差别。而法的理念或价值就是拉氏为法的效力提供的依据。
它相信自己已经借此证明了制定法的效力，即后者拥有自我贯彻实施的权力。所以在不能容忍公式中，拉德布鲁赫无意（或有意？）地使用了这样的表述即使其（指制定法）在内容上是不正义和不合目的的。这是否意味着晚期的拉德布鲁赫不再持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在《五分钟法哲学》的第五部分，拉氏指出，有一些法的基本原则要比任何法律规定更强有力，确实，它们在具体方面还包含若干疑点，但几个世纪的努力已经为它们造就了一个稳固的地位，而且在所谓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获得了如此广泛的赞同，以至于尽管某些人依然持怀疑的论调但它们经受住了质疑。当任何人想要不带评价地描述制定法或法官的裁判时，就持有一种观察者的视角了。
叠合关系说既否认法概念与法效力的区分，也否认主观与客观的区分。正如其弟子阿图尔?考夫曼（Arthur Kaufmann）所言，只有当掌握了拉德布鲁赫的二律背反的思维方式，掌握了‘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我们才能正确地评价他。本文将证明，这两种观点均无法成立。与评价行为相关的是一种参与者视角，而与涉及价值的行为相关的至多只是一种观察者的视角。
在提出这一公式的同一自然段中，拉氏就对希特勒人格中的突出个性及其他统治期间的许多行为进行了阐述，最后总结认为纳粹主义的法……根本就缺乏法的性质，它……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它并没有要求认识者置身某个特定的法律体系之中，去追问在这个体系中正确的做法究竟是什么。
差别在于他们所认定的这个概念工具不同。第二，即使不持价值相对主义的立场，观察者的视角也还是必要的。
就此而言，说拉氏的法概念是规范性的至少是可疑的。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认为，开枪射杀平民的柏林墙驻守士兵应该受到惩罚，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下通过持久开火杀害一位徒手逃亡者（是）一种恐怖和无法进行任何理性证立的行为……，[10]已经出现了不能容忍的不法。所以，适用否认公式是适用不能容忍公式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问题在于，重合的法理念具体是什么？法效力的根据在于正义、合目的性与法的安定性三种理念，而法概念从其界定注定要为正义服务可以提炼出正义宣称这个要素。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作为纯粹法学代表的凯尔森，还是作为西南德意志学派成员的拉德布鲁赫都无异议。就此而言，无论是叠合关系说还是平行关系说都没有充分重视它们之间的这些区别。
七、结语 理解拉德布鲁赫理论的困难之处在于他哲学思想中的二元性，以及他所使用的一些未曾明确界定的模糊用语。他的法概念闪现着文化相对主义的色彩。
德国学界认为，这一公式可以追溯到自由法运动的干将汉斯?莱歇尔（Hans Reichel）的观点：当某个（制定法）条款与普遍的道德感发生冲突，以至于遵守这个条款比忽略它对于法与制定法之权威的威胁大得多时，法官就应当有意偏离这个制定法条款。对这句话的解读可能有两种：一是他给出了一种本体论上的理解，即法（也包括制定法）在性质上必然与正义相联系。
而不能容忍公式是法效力命题，体现伦理学相对主义，属于参与者视角下实践理性的范畴，两者的性质并不相同。拉尔夫?德莱尔（Ralf Dreier）则指出，法律人在第三帝国期间的行为最好被理解为对（纳粹）制定法的盲目服从与纳粹自由法律思维的结合。
）不同，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只是主张哪个价值更高或价值的证立是不可认识的。我们可以将前者称为本体论的法概念，将后者称为认识论的法概念。[15]文化相对主义主张一种经验上的观点，即不同个人和群体间所享有的文化观念是不同的。相比而言，否认公式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司法实务中都处于隐退的状态。
最近数年仍有为数不少讨论拉德布鲁赫公式以及重新审视这场争论的论文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他并没有对分配正义的理论详加阐述，而只是将其进行形式上的理解，即同样的事物同样对待、不同的事物不同对待。
所以，否认公式是不能在本体论意义的法概念层面上、当然也不能在法律推理的层面上被打破的，它毋宁位于法律科学的概念构造方法的层面。这种效力是立法行为（权力行为）带来的，而证立它的那种价值就是法的安定性。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来追问法为何有效或效力的依据问题。与凯尔森将其设定为一条思维上的超验逻辑预设的基础规范不同，拉德布鲁赫认为这些最高位阶的规范依然是具有实体内容的价值判断。
在随后的句子中，他强调在制定法的不法与虽然内容不正确但仍属有效的制定法这两种情形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作出特定制定法有效的判断的基础上，才会发生后续的步骤。法律科学属于文化科学的一种，它的研究对象位于现实的领域（在国家或实在法秩序的意义上），同时采取涉及法价值的立场。而拉氏法哲学最大的特征在于其无处不在的二元论。
例如在一篇遗著中，他指出，制定法的不法的假定以及对超制定法的法的认可必须被限制在这样一些极端的情形（它们会让人产生这种假定和认可的动机）之中：在这些情形中，制定法的形式被滥用于一种令人惊诧的、任何严肃之人都会质疑的、直截了当的犯罪活动。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提出第三个版本的法概念了。
（2）尽可能放弃运用一般条款。在规范-分析的层面上，该公式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否认公式与不能容忍公式。
认识得以发生的关键不在于对象，而在于主体。持平行关系说的学者同样认为两个公式在性质上并无区别（既是法概念命题、也是法效力命题），但坚持主观与客观的区分。
